王立贤：
原来我有两部分内容，一种是选择指数，选择指数在短短的一二十分钟是没办法讲清楚的，所以选择指数…就简单地过一下，我发现林教授没有过来，所以我把基因组选择的一部分内容放在这里面。
我国猪育种现状
育种是整个行业的发动机，很多的技术进步最后是来源于育种工作水平不断提高，饲料营养要不断满足这个性能。
与20年以前相比，整个育种工作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这个也得益于BLUP技术的应用，以前全世界做育种都在选，但是80年代以后出现的BLUP技术使遗传改良速度加快。20年以前，一头母猪活产10头左右，断奶8.9-9头，现在窝平活产13.5-15.5头，窝平断奶11.5-13.5头，生产力提高了35%左右。生长速度提高了20%。饲料利用效率25-120公斤…2.5就可以，以前一般是25-90公斤是…
生产效率的不断提升，这是育种做的很大的贡献，短短10年中，丹麦的PSY提高了6头。我们去分析丹麦育种的曲线，从来没发现过阶段的下降。如果与我们的太湖猪杂交的话，一定会出现生长速度下降、背膘厚提高，这个曲线不会变成连续的。
我们国家最近几年也取得了不少的成绩，我们看这一个核心场最近几年的曲线也非常好，繁殖性能、生长速度的曲线也变得逐步连续，我们国家这种场比较少，很多时候曲线跳跃比较大。从社会上也好，从领导也好，对我们的种猪一直不太满意，这一次在河南和一个站长在讨论，一直讲你们做了半天还是杜长大，是人家国外的，你们做它干嘛？意思就是非要搞一个地方猪。我想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解。育种工作的定义里面很大一部分就是对新品种的选育，而并不是搞一个新品种的培育。这有我们专家的问题，也有我们领导的问题，感觉到育种工作不做出一个新品种就没有水平。你做杜长大，做了半天还是国外的，这是有误解的。比如说引种-退化-再引种-再退化，其实这些年慢慢地看已经走出这个路了，不是这样。我的看法应该是引种-适应提高-再引种-再适应提高。为什么再引种？我们国家疫病的状况已经限制了我们养猪遗传基因的发挥，如果我们的环境好一点，健康度高一点，我们的生产水平再提高10-20%都没问题。蓝耳病、伪狂犬双阴场的生产水平和我们阳性场的生产水平去对比，前几天他们做过一个分析，双阴性场一头肥猪的生产成本比养性场低100-150，我们感觉到很无奈。我们国家在兽医防疫上应该很大一部分精力在疫病的进化管控，而不是打疫苗，甚至我们在蓝耳病上犯了太大太大的错。我们国家要求蓝耳病强制免疫，造成蓝耳病在很多猪群里面没有办法彻底清除。兽医专家认为我们搞育种的人没有水平，育不出新品种，我们认为他们把病搞乱了，病越搞越多。国际上最近这一百年也没有出现一个新品种，还是杜长大，这个品种一百多年了，但是我们看现在的杜长大和一百年以前的相比是不一样的。对整个育种来说，选育是基础，并不是杂交一些东西。
我们存在的主要问题。育种效率低。我们做了有18年的联合育种，到现在也联不起来。原因是什么？疫病的问题。不同猪场的疫病状态不一样，谁也不敢引谁的猪。另一个方面，不同的场子品系不一样，这个场子丹系，那个场子美系，那个场子法系，怎么联？没法联。我们跟国外不一样，市场也不一样，这个猪场销售的是这个市场，那个猪场销售的是另一个市场，所以我们要联起来难度很大，也就是说我们没基础。我更看好是今后专业化的育种公司，我们国家将来会出现专业化育种公司。联合育种在国外的作用越来越小，已经转向了公司化的育种，我们国家也很可能是这个方向。
我一直感觉到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企业自主育种能力，有多少企业能有自己的育种目标、自己的选择指数？大部分的猪场要么是用评估中心的指数，有些猪场和国外合作，就是用人家的指数。有没有整理自己的指数？这是现在看来很大的问题。我一直非常鼓励我们国家跟国外的育种公司合作，学习人家的先进管理和性能测定，也一直非常希望我们国家的猪场在借鉴别人的时候也能够消化吸收提高，而不是只引进使用别人的东西。
我们国家缺乏高水平的专业化育种公司。80年代，美国小规模猪场占的比例比较高，到现在小规模猪场占的份额已经很少，不到10%，我想我们国家未来也应该是这样的趋势。现在我们国家杜洛克有几千家。养猪公司也好，猪场也好，好多也做一些育种工作，也做养猪生产。我相信专业化是趋势，专业化是效率提升的基础。最近三年我们PSY提高这么快，为什么？我认为专业化做了很大的贡献。原来很多种小规模猪场什么猪都养，现在很多都改成专业的母猪场或者专业的育肥场，好多公司带农户专门从事专业的育肥，效率提升了很多，所以专业化应该是一个趋势。
丹麦在1980年有250个种猪场，8500头母猪，现在26个种猪场，核心群的母猪是6500左右，总的母猪是13000，并不是我们国家的种猪场规模小而没有办法育种。
我们国家需要发展壮大专业种猪公司，我相信未来5-10年会有一大批的种猪场退出种猪行业去专业生产商品猪。2014年价格低迷，已经有一部分种猪场转型，转向了生产商品猪。做种猪是需要有代价的，如果种猪的销售达不到一定的比例，种猪场比商品场亏损还要严重一些。我去年去检查广东的一个我们国家的核心场，一年才卖了600-800头成种猪，这个育种场怎么维持？不可能维持。公猪没有做种猪，还要亏损400-500，这个种猪场没有办法坚持下去，这个猪场也就慢慢地转向做商品猪。
我们国家原种场算得比较宽松的话也就是60万，未来3-5年最多需要3500万头商品母猪，上个月统计我们是4190万头，价格怎么能不下跌呢？
国外大的种猪公司已经占去很大的份额，小的猪场在美国已经占的份额很少。很多种猪企业也需要学学做战略思考，比如未来究竟做种猪还是养猪，如果做种猪该怎么做，如果未来三年或五年以后还有没有这个优势？还是提前往商品猪上转化。昨天跟中慧的张总讨论，大企业扩张很快，未来这些专业化的种猪公司是不是就没有市场了？不是的。只要你有好的种猪，你的猪是健康的，这个销售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国家猪的性能比较好的，蓝耳、伪狂双阴的猪场种猪是供不应求的。在甘肃的一个场，它的种猪已经定到2020年，是不发愁销售的，价格可以享受到溢价。我们国家慢慢出来这么多大公司，以后的种猪场怎么弄？你放心，他们养猪占到我们国家不到10%，当他们占到60%的时候，还有40%的市场，40%对我们国家就是好几亿头猪。如果你去做专业化的育种公司，我们市场容量这么大，我认为是不会有问题的。
我们国家的新技术的应用不够。80年代世界上开展应用BLUP，我们国家最早应用是1986年，2000年左右开始去用，真正用好还是在2010年以后，我们对新技术应用没有及时。比如说基因组选择，2010年提出，2012年在国际上大量应用，我们去年才开始启动这个计划。
从育种目标来讲，以前最早选择生长速度和背膘，后来选择产仔数，后来选择饲料利用效率，再到后来选择繁殖效率、肉质、抗病。选育技术一开始是表型选择，后来是性能测定、选择指数、BLUP、分子标记、全基因组选择，这是一个过程。实事求是地讲，90年代出现的分子标记并没有成为完善的技术体系，不光在动物界，在植物也没有形成完善的技术体系。90年代，我们很多人讲用分子标记育种，现在来看，分子标记在育种上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现在的基因组选择技术不一样，它是相对基因组水平的分子标记。
育种目标
我一直认为我们国家很多猪场没有搞清楚育种目标，这是非常大的问题。目标是一个方向、路线，如果我们的方向、路线不对，怎么可能取得正确的结果？猪群该选什么、不该选什么，影响猪群的经济价值是什么，很多都没搞清楚。我们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做育种目标。
做一个育种目标，首先需要了解我们猪场目前的水平，你的猪场现在生产水平是什么、状况是什么、销售市场是什么、希望我的销售市场是什么，最终需要去确定哪个性状是影响经济效益最主要的性状。育种的最主要目的是提高猪的生产效率，哪个是影响我们经济效益最主要的我们就选哪一个。我们现在很多猪场没有想清楚重点要改良什么、提高什么，育种目标确定以后，要坚持3-5年，然后重新评估，确定性状。
育种目标应该考虑经济的重要性，而不是遗传上容易改良的性状。现在来看，很多教科书原来的内容都需要改变了，比如原来我们猪的妊娠期是114，现在到了115；原来都说遗传的繁殖性能之前选的效果不好主要是利用杂交改良。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最近一二十年国际上猪的遗传改良很大一部分是基因遗传的性状。基因遗传的性状不是不能选，就看你选的手段、选的种群性怎么样。产仔数从2000年以后为什么会提高这么多？这个就是因为有了新的选育手段，应用了BLUP技术。
大部分猪场的目标简单，针对性不强，比如父系猪选择生长速度、瘦肉率，母系猪选择生长速度、背膘厚、总产仔数，十多年没有发生变化，这与我们的产业发展、市场变化不协调。如果一直这样下去的话，我们企业的育种水平提不上来。我们也不能指望遗传评估中心给每个场做一个非常有针对性的方案，作为国家级的遗传评估中心只能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没有办法提供针对性。
我们看国外的育种目标。丹麦每隔几年都会调整一次，最早选择生长速度、背膘，2000年以后开始选择5日龄活仔数和繁殖性能。繁殖性能选择好以后，开始选择饲料利用效率。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重点，不同的阶段随着生产水平不一样，性状对经济作用的影响也不一样。父系猪也一样。
非常有趣的是，我们杜洛克用选产仔数吗？不用。丹麦去年的产仔数在选择指数中占22%，杜洛克猪选择产仔数。
育种的本质是什么？育种的本质是要提高商品猪的生产效率。育种就应该针对哪一个性状影响生产效率最大，就应该去选哪一个。在父系猪的选择指数里面，包含了产仔数，而且权重比例相当大，是22，饲料利用效率是42。杜洛克猪开始选择产仔数，也就是开始去关注父系在繁殖性能方面的影响。我们想想这个也正确，杜长大的商品猪繁殖性能不仅取决于二元母猪，也取决于杜洛克公猪。以前在生长速度、背膘厚在经济性能更重要一样，现在随着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现在选生长速度、背膘厚，它改善的幅度越来越小，比如背膘厚现在几乎没有办法去选，它的经济重要性开始发生变化。以前可能是生长速度、背膘，现在可能就变成了饲料利用效率、产仔数，剩下的才是生长速度，生长速度是19%，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重点。人家每到3年就会发生一次变化，研究性状重要性的变化。我们国家的指数十多年没有变了，从遗传评估中心在2000年以后开始做到现在差不多10-15年了，10-15年都不发生变化，这肯定不对，我们的猪早就变了。
现在选择的重点越来越开始关注生产效率的性状，比如母猪，关注母性行为。为什么关注母性行为？现在猪场越来越机械化、自动化，没有人去照顾母猪了。原来产房的仔猪平均可以获得平均40分钟人的关照，现在可能降到了十几分钟，智能化、自动化以后会更少。现在开始选什么？选那些能保证仔猪尽快吃到初乳、尽可能多地保持饲喂姿势、对仔猪的反应比较敏感的母猪。开始关注动物福利，法国以前关注仔猪的均匀度、一致性，现在的记录表里面开始关注产仔的难易、母性行为。
作为我们国家来说，在繁殖性能里面我不太建议选择总产仔数和活仔数，我一直建议选择健仔数，丹麦选择5日龄活仔数，法国选择断奶数。断奶数有一个问题，断奶数当然比健仔数经济价值更高。那么我们究竟选什么性状，可能就根据经济性的重要性，断奶仔猪数肯定比总产仔猪数重要。产了多少不一定能活，而且总产仔数和断奶仔猪数还呈负的遗传相关，产得高、死得多。断奶仔猪有一个问题，这里有两个值，一是这个母猪生的断了多少，另一个是这个母猪带了多少、断了多少。断奶仔猪数有两个指标，可以去测定两个性状。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猪场里面寄养一次还好办，如果存在二次寄养的话，断奶仔猪数就不太好算。我们改良一个性状，它的种群测定也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我为什么建议选择健仔数？我认为它从出生就准确地记录这个性状。健仔数和断奶仔猪数有非常高的有利的遗传相关，我选择健仔数就可以改良断奶仔猪数。丹麦为什么后来选择5日龄活仔数？也是这个道理，他们发现产得多不一定活得多，产得多死亡率也越高，最后发现5日龄活仔数和断奶仔猪数是有利的相关，选择5日龄活仔数比选择总产仔数或者产活仔数价值更高，他们改为了5日龄活仔数。我们选择一个性状，一方面看这个性状的经济价值高不高，另一方面看这个性状能不能准确度量，还需要考虑这个性状和其它性状的关系。我认为选择健仔数是比较好的办法，这个能够准确度量，而且它与成活率、断奶仔猪数是非常有利的相关，既可以增加健仔数，又可以增加断奶仔猪数。
育种目标里面希望增加选择饲料利用效率，在选择背膘厚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考虑饲料利用效率。为什么？我们选择背膘厚就间接改善了饲料利用效率，而且这个效果非常好。现在不行了。为什么？育种指数里面背膘厚的权重越来越低，育种目标背膘厚不发生变化，不降低，也不去提高。加拿大甚至它的背膘厚最近几年增加了一毫米。为什么？母猪的繁殖性能越来越高了，对母猪的哺乳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它容忍背膘厚发生1毫米的变化，从原来的14变成了现在的15。如果我们不选择背膘厚的话，就省去了改善饲料利用率很好的途径。
生长速度和背膘厚也是很好的相关。现在这个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我们的选择指数很大一部分选择繁殖性能，包括我们国家的指数，再往回想的话，可能想到有些丹麦前十年人家的繁殖性能是60%左右，我们现在才到60%。
繁殖性能和饲料利用效率还是一个不利的相关，你不选背膘厚，开始选择繁殖性，繁殖性会降低饲料利用效率，我们需要去关注饲料利用效率这个性状。尤其在我们国家，我们国家的饲料成本在养猪成本里面非常高，我们的饲料成本比美国、欧洲都要高，这个性状在我们国家来说意义更大。这么重要的性状，我们不去选，我们选种选什么、育什么？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反思的问题，育种是需要去改良经济上有价值的性状，这个经济性状这么高，不去改良，去改良什么？
选择饲料利用效率，我一直认为需要尽快去推出包括饲料利用效率性状的选择指数，如果我们再不推这个性状，育种工作更没有很多利用的价值了。
现在改良的空间非常大，去测定杜洛克猪，有的是2.0，有的是2.4，有的是2.6，整个群体的变异非常大，而且饲料利用遗传变异还比较高。你选择它的话，它遗传变异这么丰富、遗传力还不错，你去改善它的话，一定会取得比较好的经济价值。
对于饲料利用效率的选择，国外大部分选择饲料利用效率，也可选择采食量。比如同样长了100公斤耗多少量，可以选择生育采食量，生育采食量就是根据背膘厚、生长速度、体重推算出来的一个性状，这是一个计算题。生育采食量理论上来讲比FCR效果更好，也可以结合遗传标记、基因选择改善这个饲料利用效率。
对于育种目标来说，我特别想强调的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种猪企业未来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供应什么样的目标市场、影响经济效益最大的因素是什么，把这个想清楚才能制定出育种目标来。未来领先于行业的独特指标是什么？销售公司最关键，育种的目标是提升产品的经济价值，做育种的话一定要由销售人员的参与才能考虑育种目标，不是几个专家或者猪场的技术员坐在办公室就把育种目标制定出来，一定要有你的目标市场。如果公司讨论育种目标的话，我都会把销售人员叫到办公室一块儿参与讨论，看你的销售市场是什么、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产品、什么样的产品能多卖一毛钱，或者什么样的产品价格低，这些一定要讨论清楚，然后去制定目标。
我的建议种猪场选择3-5个经济价值高和种群重要的性状来作为你的目标，一定排一个序。
计算经济价值的话，不是市场上说一个小猪多少钱、缩短一天多少钱，不是这样的，它需要有一个比较基础，也就是母猪年。比如多断奶1头仔猪它的价值虽然是350，但是母猪可能得多消耗料，人工、疫苗、水电等等都要增加，它的收益计算出来可能是252。如果一头母猪是2.4胎的话，多一头断奶仔猪，是605，而不是350。同样达到115公斤缩短一天的话，如果不考虑饲料利用效率的变化，缩短一天当然是减少一天的维持需要和水电开支，120公斤的猪维持需要最少1.3公斤的饲料，再加上其它的费用节省，比如水电、人工，圈舍的利用率提高，假如说价值缩短一天是3.5元，MSY是22的话，那就是22×3.5=77，所以达到115公斤缩短一天是77元/母猪/年。有了这个基础就可以比较改良的性状在哪儿，经济价值有多少。
制定一个合理的指数。我们国家育种目标有问题，选择指数也不对，这就很可怕。目标定得不太合理，指数也不合理，最后搞育种的话就麻烦。为什么？指数也不是很简单，就是把各个系统的育种值通过一个加权系数去计算，所以指数的构成很重要在哪里？如果你的构成合理的话，你能选出真正的好种。如果你的指数不合理，你选择的东西和你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我们国家的选择指数在2014年以前是借用加拿大的指数，背膘厚占了26%，我们的背膘已经那么薄了，在我们国家选着选着变成了14。你的选择指数选背膘厚，背膘厚越来越薄，你的产仔数还不下降？我们把国外的引进来，国外的指数是15，到我们国家养一养变成了14，再过一段时间变成了13。为什么？你的选择指数出现了问题，也就是加权数出现了问题，所以说选择指数非常重要。
选择指数一方面可以根据经价值，但是我们国家没有一个合理的经济值，这也是我们的问题。对我们国家来说，非常难地制定一个相对合理的经济值。很难在哪里？我们国家太大了，市场不一样。北京、上海需要110公斤的猪，四川、云南需要一百三四十公斤的猪，不同的市场、不同的产品每一个性状、经济值不一样。这一个猪场的产仔数水平是10头的话，产仔数对它来说比较重要。如果一个猪场的产仔数已经到了10头、15头，它的产仔数的经济价值就开始降低了。不同的猪场、不同的市场会对经济值有非常大的影响，这个猪场是个现代化猪场，它的人工成本就会小一些，房屋的折旧、财务费用就会多一些。一个传统猪场人工费可能就会多一些，另一方面少一些。丹麦非常容易去计算这些值，它的市场相对差不多，在我们国家变化太大了。算经济的话，有几十个上百个参数要自己算，有生产水平的参数，另一个是经济值，任何一个参数发生了变化，它都会发生变化，这个相对难一点，这个过程慢慢交给我们的专家去做。
再就是根据相对重要性调整指数，这个就相对简单了，这是最简单的办法。还有设定不同育种目标调整指数。比如我的饲料利用率是2.8，我想5年以后降到2.6，这个可以，根据育种目标可以做选择指数。
究竟怎么做，你找专家的话这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育种一定要有针对性。任何事情都是这样，我们搞生物安全、疫病防控没有针对性，不解决问题。不能指望遗传评估中心给你出一个指数能完全符合你的要求，它只是差不多的指导性的指数。
新技术的应用
一方面我们育种的基础工作确实比国外要差一些，比如说数据的积累。为什么国外的育种好？那是几十年的数据积累，我们刚刚积累了几年，遗传评估的准确性还没那么高。另外是我们中国人总不愿意踏踏实实做一些基础工作。我原来一直讲，一个600头的种猪场，农业部要求你核心场测定数量是2000最低，如果一个种猪企业也是一年测定2000头猪的话，我不认为这个企业是在育种，这是闹着玩呢。测定2000头猪就想育种，这怎么可能？丹麦6500头母猪，一年测定15万。我们现在是测多少？测两三头，有些猪场都完不成。一方面我们基础工作有问题。
80年代在猪的育种中开始应用的通过表型和系谱信息，利用最佳线性无偏预测（BLUP），BLUP是育种的一次革命性的变革。以前我们根据表型，最后选择指数，有了BLUP以后，开始利用系谱，系谱变得越来越重要。
我非常愿意拿这个去举例子（图），如果根据表型选择的话，一定是上面的这个猪最好，达到100公斤日龄是143.7，下面的猪是148.8。育种值不一样，上面是-5.27，下面的是-6.56。如果根据育种选种的话，我们一定是选下面的这个猪，而不是选择上面这个猪。
以前最早没有BLUP技术的时候，我们做产仔数的选择一般用家系选择。90年代有了BLUP技术，90年代以前或者2000年以前，我们产仔数虽然有些地方也选，但是进展非常小。国外80年代选了10年总共提高了0.5头，90年代每年可以提高0.1，到了2000年以后，2004-2014年丹麦每头母猪的断奶仔猪数提高了6头，这个时候它的产仔数每年提高0.3。繁殖性能的遗传改良80年代10年才提高了0.5，90年代变成了每年0.1，还是用BLUP技术，到了2000年以后，选择指数里面的权重发生了变化，每年提高0.3，加拿大每年提高0.2，BLUP让我们育种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基因组选择
2001年就提出了基因组的现在，当时限于芯片、测定费用和其它计算的限制，一直到2012年开始在国际上大规模应用，现在已经成为猪的国际育种的新技术，三年以后会逐渐变成一个常规技术。
我们前面讲到的BLUP技术和分子标记选择是在这个基础上的变革。我们前面讲到分子标记选择几个标记的话没有用，这一次不是选择几个标记了，是选择整个基因组上面的几万个。动物的基因组中存在大量的SNP标记，整个基因组里面至少能找到一个标记跟它连锁的标记，我们通过对这个标记效应的估计，根据分布在整个软件图上的分子标记，我们知道至少会有一个标记跟这个基因紧密连锁，通过估计这个标记效应就可以间接地估计这个基因的效应。通过这个来看整个基因组水平的标记选择。现在来看，整个基因组的选择也是更高级的BLUP技术，原来BLUP是用系谱信息，现在用基因组信息。
原来的全同胞认为亲缘关系是0.5，半同胞是0.25，我们认为自己的兄弟姐妹有50%的相似性。这是平均，而实际不会是这样，我们兄弟姐妹之间有的相似度会大一点，有的性格等各方面会很不一致。有的兄弟姐妹可能相似度有60%，有的兄弟姐妹相似度可能有20%、30%，而不是50%。我们以前运用BLUP技术没办法，只能利用平均。根据基因组的话，就可以准确去看它的相似性究竟是多少，可能就不是0.25，变成了0.3或者0.2，这是为什么基因组能提高准确性的非常关键的一点，它是用了基因组的信息，BLUP是用的系谱信息。
原来我们做传统BULP的话，小猪一出生以后没有跟进做遗传评估，对于所有的猪它的育种基因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不同。我们做基因组育种值的话，每个个体都是不一样的，从基因水平可以估计出来。
我们帮助牧原做了一个基因组选择，我们看这个数据（图）。这是一个产仔数，EBV那一窝猪都是0.431，另一窝组都是0.252，我们没有办法做提前选择的。我们做GEBV就不一样，每个个体都是不一样的。这样的话，小猪一出生我们就能知道哪些个体是好的，哪些公猪留下来去做测定，哪些不去做测定，因为测定它也没有价值。现在的日子都不好过，测定一个公猪，测完了不用，最后卖商品猪，亏损400-500，这个损失是非常大的。如果我们提前就知道哪些公猪就不测定了，这样可以减少很多损失。现在测一头公猪大约180，明年、后年还会降到160、140，2008年、2009年我们第一次开始做芯片，一头猪是1500，10年时间降了这么多，现在只有180，180对很多猪场来说也不是很大的负担，一年测定两千头、三千头的话要几十万，公猪少测一部分，你还可以省一部分钱，整个育种投入也没有多少钱。
做基因组选择最重要的是提高选择的准确性。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它对低遗传力性状、测定性状、屠宰性状将来都可以用，我认为这个是非常符合中国人的，中国人本来表型测定不愿意老老实实做，现在我们拿基因组信息，这个是准确的。原来让你猪场测2000头，你不愿意，现在可以不用测这么多，测基因组，只要你采样耳号没搞错，它就不会错的。
另外一个基因组做的有什么好处？一方面选择种猪，另一方面有基因组的信息还可以做很多研究。比如说做杜洛克猪，这个市场需要大体型的，我们就看哪些表型跟这个有关系，这个猪可以发到这个市场。另一个市场特别关注饲料利用效率，哪些猪饲料利用效率更好一点，我们可以把这些猪放到另一个地方。慢慢积累数据多了以后，我们可以做其它方面的研究。在商品场里面有很多死亡率的数据可以返回来，看哪些公猪的后代抗病性能更好，或者哪些基因位点跟它有关系。根据数据的积累，可以做很多有针对性的育种工作。
提高选种准确性。基因组选择的话，用在猪上面准确性可以提高20-60%，遗传进展也一定会提高的。
PIC，死亡率的选择准确性提高了150%，总产仔猪和背膘厚都提高了很多。
2012年用了基因组选择以后，整个遗传进展曲线改变了，进展更快了。这个技术在国际上已经证明是可行的，而且效果是非常好的。如果我们的猪场未来五年以后还是想做种猪，基因组选择应该就得做了。如果想干个三到五年，未来就转向商品猪了，你就没有必要做基因组选择了，投入这么多成本，价值也不高了。我们很多种猪场需要想明白未来五年是不是做种猪，如果未来五年以后转向做商品猪，那就可以不继续投入基因组选择；如果准备长期做种猪，我认为你现在应该抓紧应用这个技术做基因组选择。
总结：猪世代间隔短、繁殖力高，选育进展快，可以达到快速改良的目的。很多猪场为什么出现这么多问题？实事求是讲还是出在人上面，很多的技术力量、技术水平没有达到。育种效率低是我们很大的问题，如何去做一个合适的育种目标和选择仔数，这是很多种猪场需要去想的问题。我始终认为，一个种猪场应该拿出几个月的时间想清楚你的育种目标是值得的，把这些问题都想清楚再开始工作。目标都没有搞对，做了一堆测定和计算，价值不大。
基因组选择已经在国际上开始广泛应用，实践证明可行而且优越，这个可以短时间内提高我们国家的育种效率。我们国家在育种的基础工作和新技术方面应该加强。希望今后能在山东看到几家专业的种猪公司，山东是畜牧大省，养什么都厉害，养鸡、养猪、养牛、养羊都很牛，未来5-10年一定会不断地有专业种猪公司出来。
希望今天的报告能对我们的遗传改良有一定的作用，谢谢各位。